随后就是浙江全面提升商税，浙商涨价，而苏商不涨价，这一对比，终于给江苏的作坊缓了一口气。

浙商主打高端，那自己苏商就主打皮实耐用就行了。抓住这部分市场，终于商税才算是勉强收了起来。不过整体也不高。

与收入相比，支出就太多了。

新学之下，特别那个什么公共物品理论出来，衙门要做的事情可就太多了。在传统教育之外，修路、疏浚河道就成了最大的公共物品责任。

而这两项，如果以往搞征发制，自然是省钱，但如今新学搞雇佣制，花钱就跟流水一样。好在也有些流民涌入，降低了成本，但饶是如此，江苏的财政早就吃不消了。

因为明朝的财政是地方小金库制，多数情况地方自收自支。这就导致地方压根没有余粮。但凡有剩余，早就当作年终绩效发下去了。根本不可能存到第二年。万一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这有余粮，万一来个查税补征，岂不是亏死。

衙门不出钱，单独想让地方善人来干这事，可是没法干的。人家是善人，不是傻人。还不至于这点事情都看不出苗头。

赵贞吉用巡抚打印，签约借来了十万两银子。开了这个头，下面知府才有样学样，开始行动。

当然，赵贞吉这个借钱能借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承诺审计的。就是年底要邀请杭州那边的审计师行来审计经费使用的，并以此保证按期还款。

没有这个，光凭巡抚大印，可借不来这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