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起运地，魏广德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淮安那里，现在大量漕船拥堵在那边，若是让他们改道出海怕是不容易，但是若是江南其他府县调粮，估计也凑不出多少了。

毕竟今年的赋税已经收了，地方上的粮食已经起运，府库里也不会剩下太大。

想了很久，魏广德依旧觉得两难，不好选择。

这会儿他已经没了处理公文的兴致，而是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

回忆了记忆中明朝海运的情况，其实从洪武到永乐，朝廷都没有放弃海运，即便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大力开挖运河功成，明朝依旧存在海运漕粮，而彻底终究则是在永乐和天顺之间的事儿。

摇晃着脑袋，魏广德觉得这些事儿还是不能光靠想，得想办法实践，那就是从长江口附近派出海船沿故道探索，确认航线的安全性，元朝都能办成的事儿，没理由大明朝搞不定。

不行的话，就给漕运衙门定下个标准，每年运送漕粮中留下一定数量的漕粮经海运北上进京，哪怕数量少些，几万石也行。

念及此，魏广德走回书案前收好公文，铺好纸准备写一封奏疏。

魏广德这篇奏疏是以明初海运起始，详细写明了明初承元制，实施河海并行、海运为主的漕运方式，至永乐十三年，罢黜海运、致力于内河，交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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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海运主要服务于军事征伐的需要，为消灭残元势力提供物质保障，远距离的漕粮运送多通过海路进行，其海运仍沿袭元代路线，所以漕船延期、漕粮漂没、运军溺死等海运艰难之状与前代无异。

此外，明初海运还面临倭寇的骚扰，这种情况下，朝廷先后两次罢黜海运，致力于河运。

早在洪武六年，一些大臣针对海运辽饷失事的事件，建议在北方地区屯田，以减少漕粮调拨，朝廷于是自次年起大力推广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

随着屯田规模的日渐扩大，洪武二十七年朝廷命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次年始全部实现屯田自给，“以纾海运之劳”。

到洪武三十年，辽东军饷出现了赢余，朝廷不再需要海运济辽，这才停止向辽东海运漕粮，此即为第一次停罢海运。

海运罢停后不久，永乐元年三月，因北京军储不足，朝廷决定再开海运，命平江伯陈瑄、都督佥事宣信任总兵官，督理海运，负责向辽东和北京两地运送粮饷。

对于重开海运，大臣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但在同年七月，就开启了多条运输航线的尝试。

八月，陈瑄督运粮饷近五万石，由海路至北京、辽东，此次成功鼓舞了朝廷海运漕粮的决心。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航路是由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利用卫河水陆转运的办法，河、海兼运的运输方式，两年后，海运漕粮“岁以为常”，最终确立。

不过当时的漕运线路主要有三条：一是江南漕粮海运北上，每年达100万石，于是在北端的直沽尹儿湾城建百万仓外，又在南端的嘉定县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

二是河运由淮河、黄河至河南阳武，然后派发山西、河南丁夫，陆运170里至卫辉入卫河，最后到达通州；

三是开辟了从临清仓向北京运送河南、山东粟米的运道。

不过后两者均为民运，在运量与专业程度上远不如官军海运重要。

总之，自洪武初年到成祖肇建北京，虽然一度罢黜海运，但总体而言，运输方式仍承元人之旧，仍实施“水陆兼挽，参用海运”的运输方式。

海运仍面临风涛之险，但内河还无力承担大规模的漕运任务，河海并行、海运为主的运输方式，是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

永乐十年，尚书宋礼力陈海运之弊，提出调整河海并行的漕运方式，加强河运漕粮的比重，建议三年两次海运，调拨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及兖州粮食一百万石，从河运至北京。

恰在此时，平江伯陈瑄治理江淮间河道成功。

河运畅通就进行大规模河运成功后，永乐十三年三月，“遂罢海运”、“海陆并罢”，仅保留遮洋总运送辽、蓟粮饷，每年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仓兑粮三十万石，部分输往天津，大部由直沽入海输往北京。

写完这些，魏广德无非就是要让隆庆皇帝明白当初是怎么回事，是运河初成河道畅通，所以朝廷在经过数年尝试后才停罢海运致力于河运，而非一直都是河运为主。

时过境迁，现在运河的情况和当初已经大相径庭，黄淮水患日益严重，经常堵塞交通致行船艰难，此种困境下朝廷不妨尝试恢复海运故道，依旧选用当初的办法，那就是每年拿出数万石漕粮改走海路送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