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2章 公忠报国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

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

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

大明京城文华殿上,魏广德和万历小皇帝相向而坐,小皇帝面前翻开这书本,魏广德正在按照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讲今日的课程。

而现在正在说的这段,就是汉文帝劳军细柳营。

张居正毕竟是军籍,所以并不会入其他文官那样,把军事看做是粗鄙武夫才做的事儿,所以一些古达军事典故也编入书中,用来教导万历小皇帝。

应该承认,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张居正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一旦确认战事不可避免,那就要竭尽全力去取得胜利,哪怕投入再大。

只要获得胜利,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天子为动,改容式车。

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

成礼而去。”

魏广德还在那里抑扬顿挫背诵着《史记》中的这一段,而朱翊钧面前的书上,也正是摘录的这部分。

讲书,肯定要先把书完整的读一遍,毕竟古代学习讲究的是“识文”和“断字”,没有老师讲,怎么断学生还真不好判断。

毕竟这年头,大明还也没有标点符号。

后世国人熟悉的标点符号,起源于西方,1919年,胡适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决议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的诞生。

此后,新式标点符号逐渐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现代汉语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因此就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其实也是错误的,而且发展其实也绝对不晚,而且也不慢。

当然,这样的发展进程在清朝后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在清朝的中后期,国内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标点符号,一些学者认为非常有用并引入,还对古籍详加注释。

而胡适等人的提议,不过是将其正式化,成为官方文书的一部分。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但在古代书面文字材料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对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就逐步的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标记,此可理解为标点符号的前身。

汉朝的时候,就有人采用“离经”的方法,把文字之间断开。

离经,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

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立经辨志”,而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

当时人们读书,常在句旁划“し”,作为一种助读标记符号,这便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东汉时,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

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如果考虑到已经有了离经,其实“、”已经可以看做和现代书写非常近似了。

到了宋朝,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们采用圈点来标读文字。

其实“○”这个标记,在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已经比较常见,甚至每章都能见到,只不过后世人大多不懂起含义。

朱熹在着《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

这称为句读,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个“、”,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完之处画一个“。”,作用同现在的句号。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