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邓瑜以外，调查组其他成员对这次全体代表会议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困惑，甚至一度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不只是我这个已经对夏希羽和希羽组足够熟悉的外国人觉得有些奇怪，调查组的那些中国人看上去也都对整个会议期间发生的大多数事情感到诧异，正如他们在进驻研究所后的数个月时间内看到的一样“没见过世面”。

这话好像有些粗鄙。

那么，用我从希羽和沈小姐那里学到的、文雅而内敛的表达方式来说，应当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我总觉得他们看着研究所内发生的事情，就好像这些都不应该发生在1983年的中国。

但实际上，这一切已经发生了。

拒绝承认这样的事可以发生，等同于拒绝实事求是。

——卡罗尔·关原，1983.11.9】

这天的午餐期间，调查组的十五人之中，除了早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邓瑜之外，其他人或多或少地都想着心事。

卡罗尔·关原和冯琪诺坐在同一张餐桌的“傅教授”向坐在旁边一桌的冯琪诺问道：“冯小姐，请问你们研究所在这个项目中的对外放贷额度，最初是怎么确定的？”

冯琪诺不假思索地直接回答道：“研究所外汇储备的一半。剩下的一半除了用于研究所内的科研资金之外，还要买设备、发工资，以及支付研究所的各项工程和进口产品的维护费用。”

“所以，夏教授找到了来自星港的两百万美元资金之后，你们就同意提高到六百万美元？”

冯琪诺点头。

傅教授立刻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也就是说，加上来自星港的资金，你们的账上有一千两百万美元的外汇？”

“对，作为改革试点单位，我们虽然有权保留几乎全部外汇，但每一次超过一千美元的外汇支出都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做报备——当然，只需要报备就够了。”

“这一点看着很不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愿意主动承担科研改革试点单位，并且我们能确保用外汇创造更多外汇而获得的——有风险就有收获。”

“不过，就算你们有了这一年以前两百万美元的收入，你们需要多少人去维持和瓜分这笔收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