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直接导致了学术难抓，行政管理也难抓的局面，堪称“两手都想抓，两手都不硬”。

由于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样修改，因此这绝不是可以一笔带过的小问题。【5】

与此同时，随着院士问题开始在科技教育界征求意见，特别是在学部委员中征询意见，更多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学部委员转为院士。但在如何处理学部委员和院士的关系方面，此时仍旧没有定论。【6】

面对上述现实困境与外在压力，中科院并没有完全躺平。

早在办院方针等重大问题还在讨论之时，中科院在1982年就已先行启动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就是于1982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

此时它还不是一个面向全国、仅有小部分的项目申请来自于中科院的基金，直到1984年才率先成立了面向全国的科研基金。【7】

另外，科学基金制在中科院试行之初，就以“专家评审，择优支持”为特征，即明确了“谁来评”和“评什么”的问题。但由于同行评议处于先行先试阶段，关于“如何评”的工作规范较为简单。【8】

然而，希羽组研究所很清楚：一方面，此时国内的大多数期刊都没有同行评议，因此上述科学基金的同行评议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相对规范和完备的同行评议系统；【9】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中国整体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同行评议中人情因素的影响等原因，同行评议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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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冯琪诺在内的方尖碑中心与经济决策中心的所有同事们在看到国内对这些项目的各类报道时，都发现许多成果不是“国际先进”就是“国内领先”，各种奖励“遍地开花”。科技评价实际上处于失真失控的状态，负面影响很大。【10】希羽组研究所对上述成果的判定尚且因信息有限而受到了严重阻碍，外行更是无从判断。

除上述措施之外，还有一项是：1983年4月成立了旨在促进科研成果推广的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

这一举措标志着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中科院第一次将所属的国有科技资源向市场开放。【11】

当上述措施开始时，与夏希羽所在的元时空不同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科学院的机构改革，早在1983年3月，就已经有一个比预期更高规格的机构改革工作小组进入科学院进行了正式调查，并于7月上旬向乔办、紫光阁等上级部门先后呈报了多份调研报告。

报告声称：科学院原来所提出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方针应当加以修订，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总方针，面向经济建设，着重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参加开发研究，同时以一定力量继续搞好基础理论研究。

上述事件除了让调查时间变短了一个月之外，还有一项改变是：曾前往希羽组的、来自乔办的邓瑜出现在了这个调查组中，并在完成这次调查之后立刻入选了前往希羽组研究所的调查组。

因此，本应在1983年8月11-12日到达的、由紫光阁派出的调查组被提前到7月上旬，就已经由乔公、“老林”等人亲自提高了规格、指定了人选并将其迅速派出。

7月8日，驻中科院的调查小组第一次开会，调查组研究了调查的内容，认为需要调研的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方针任务、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学部委员及学部大会主席团的性质。

这次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和工作日程的大致安排。

同时，曾经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调查组组长董钊说明了调查小组的工作目的，并一再说明：调查组不是工作组，目的是共同研究改革，而不是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