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地方官的最大特点就是经常由朝官兼任，如兵部郎中知某州事，主官衔是朝官，地方官只是临时兼任，真正的地方官如节度使和刺史却是虚职，常驻东京城。

不光州官如此，路官也是一样，宋朝的路看似和今日的省有点相似，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宋朝的路没有省长这样的主官，只有负责交通运输、物资流通的转运使和负责刑律的提点刑狱官，他们只是隶属于朝廷的职事官，而并非地方官。

转运使主管一路的物资运输和调配，它实际上是一路中最有实权的官员。

宋朝的州县也没有什么地方税务局之类的地方财权，每年征收的税赋大多都如数上缴朝廷，然后再由朝廷根据一州一县的运转所需，拨付诸如人员工资、办公经费、教育支出等等最基本的行政费，其余费用一律没有。

所以宋朝是有名的富庙穷和尚，天下州县供养一个东京，导致每个县的县衙都破烂不堪，实在没有钱修缮。

可地方官府总要过日子不是？怎能连最基本的行政费也不够开支？于是朝廷为了体恤下情，准许各州县的公房和公田出租，用租金来弥补公廨钱也就是办公经费的不足。

而转运使就是负责拨付各州县的基本财政经费，它实际上掌握了地方的财政大权。

当然，知州知县们也有各自的生财之道，否则他们怎么请得起幕僚，娶得起小妾，只是他们的灰色收入绝不能用到明处，诸如修桥、修路、修城墙、修官衙之类，否则就没法向朝廷交代这些钱财的来处。

监察御史们也就是盯住这些目标，例如安阳县的县衙如果翻新过了，监察御史就会立刻追问韩礼，翻修县衙的钱财是从哪里来？如果韩礼说不出个所以然，那就要面临弹劾了。

所以看起来州县都很公正清廉，制度严密，无任何油水可捞，但实际上这种制度的背后却又隐藏着巨大的腐败与黑暗，修桥、修路、办学大都是由乡绅集资、官府负责修建，还有州学、县学的名额分配等等，这些钱一旦落入州县官员的口袋，朝廷也无据可查。

如今大宋的河北路转运使，由侍御史出身的检校刑部尚书韩缜出任。

韩缜年约五十岁，在官阶上也是朝廷的从二品高官，此人可了不得，乃是仁宗朝名臣参知政事韩亿的第六子，他和他的两位兄弟韩绛、韩维尽皆做到了三品以上的高官，朝野人称“三韩”，当然了此韩非彼韩，韩缜来自许昌韩氏，并非韩琦的相州韩氏。

说来也怪，往往具有深厚官场底蕴的家族，本应该扭成一股绳聚力共进退，但偏偏韩缜、韩绛和韩维三兄弟却在仕途上各走各路。

先说年纪最大的韩绛，他是王安石的好友，自然也是坚定的变法派，几个月前才卸任权知开封府一职，如今乃是入政事堂为执政的热门人选。

其次是名声最响的韩维，此人是有名的才子和诗人，也曾有幸在当今天子潜龙之时做过家臣，于是在天子登基后从龙而上，更是在韩绛卸任知开封府后立马顶上，由此成就了大宋唯一一个“兄弟同掌开封府”的奇谈。

但他偏偏却与守旧派走得特别近，屡屡上书反对变法，天子虽忍无可忍，但还是念及旧情，于是两个月前便将他贬官外放去了襄州当知府，不过韩维的外放也有另外一层隐秘的原因，兄弟先后执掌开封府姑且可以容忍，但将来兄弟二人若是同升政事堂，天子岂能安座？

最后便是“三韩”中的老幺韩缜，相比两位兄长他的才智稍疏，反倒以治政严刑峻法出名，而他在朝堂上也是走出了第三条路，便是不偏不倚，观时而变。

譬如他原先与曾公亮极为要好，但在今年曾公亮罢相后，王珪和钱晋异军突起，俨然成了朝堂上的一股强大的新势力，韩缜便立刻转换了门庭，转而向王珪递交了投名状。

而最要命的地方便在这里，韩缜的投名状弹劾了河北路包括真定府、河间府、大名府、冀州和相州这五个州府的官员。

这五个州府极为重要，控制了这五个州府，也就等同于控制了整个河北路，而这些官员几乎都是韩琦和曾公亮的门生，随着他们被弹劾或者调走，而由王珪推荐的官员入主五个州府，意味着两位老相公在河北的势力几乎全军覆灭，这让他们怎么能不深恨韩缜？

再加上河北路正因变法事宜引起民乱，朝廷官军正苦于四处剿匪，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本就摇摇欲坠，作为转运使的韩缜不安心尽力协助平乱，却转而向朝廷打起了小报告，这如何能教那帮知府们心安？这又如何不让急于擦屁股的变法派恼怒？

简而言之，一份投名状，韩缜直接把两边人统统得罪了。

这次军监所履行职责前来督查河北路的备战物资，背景无非就是河北真定府的一座军仓失火，发现仓库竟然是空仓，帐上的八千石军粮不翼而飞，而这座仓库就是韩缜的转运司直接管辖。

当然，一座仓库出问题还可以向下面推卸责任，可如果多座仓库出了问题，韩缜肯定就难辞其责了。

这天上午，韩缜得到确切消息，侍御史张辰率领御史台监察使司一行已经抵达了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