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的笑容很是阳光灿烂，廷议间隙的群臣，都对皇帝的开心，有些不解，陛下到底在笑什么？

谭纶是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豁达之人，他看张居正整理奏疏，便俯首问道：“陛下，在笑什么？是笑贱儒们不弘不毅，宁愿跪着，也不肯站着吗？”

朱翊钧摇头说道：“那倒不是。”

“朕的宝岐司终于发挥了积极作用，朕不是在做无用功，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为毅，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总是没有任何回应，就会变得迷茫，侯于赵在辽东垦荒，用到了宝岐司的《番薯说》，朕在笑这个。”

谭纶恍然大悟，俯首说道：“陛下圣明。”

贱儒不值得关注，垦荒才需要关注。

朱翊钧看着张居正和廷臣，先生在整理着奏疏，准备继续廷议国朝大事，廷臣们在交头接耳，小声讨论着国事，主要讨论的便是快活碑林和跪礼。

比如万士和就在跟马自强讨论关于礼法之中的跪礼，根据国朝实录中的记载，当时天下尚循胡俗，跪拜为礼，喝一个酒就得磕一个，从跪礼便说到了当时的殉葬之礼。

如果把胡俗胡礼看做是流毒的话，那么高皇帝建立的这套法统中，就一直在拔除这种流毒。

洪武初年，除了跪礼甚嚣尘上之外，还有就是民间殉葬极为普遍，而高皇帝将殉葬拔升到了一个帝王礼，以此来禁绝民间殉葬，而高皇帝殉葬制度，也有其政治意义，防止出现各种乱七八糟的后宫干政行为。

万士和现在读国史，以前对高皇帝一些不理解的地方，逐渐变得理解，度世势，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去理解历史事件，这本身就是贱儒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只会以当下的价值观去评断。

高皇帝的后宫里有不少武勋的女儿，再加上太子朱标离世，要继任的建文君实在是压不住那些武勋，殉葬就是为了让建文君坐稳皇位，为了让建文君朱允炆坐稳皇位，高皇帝甚至把灭了北元朝廷的蓝玉都冤杀了。

在懿文太子朱标死后六年的时间里，朱元璋杀了半个朝堂，但是建文君，还是没能在这条完全铺好的路上走下去。

而废除殉葬这个制度，在万士和看来，是宪宗皇帝给英宗皇帝脸上贴的金，给老爹强行挽尊了一下。

明英宗朱祁镇他所有的黑料，几乎都是由宪宗皇帝修国朝实录时候，收集整理编修，叩门也好、给胡人弹胡琴、娶胡女为妻，都是被实录给实锤的事儿。

给胡人弹胡琴，大抵就像是，唐太宗俘虏了颉利可汗，让颉利可汗在李渊面前跳舞一样，是一种宣扬武威的方式。

朱翊钧好奇的看着这一幕，他想到了一个电影，楚门的世界。

大明的皇帝其实就是活在楚门世界里的楚门，有无数的人围绕着皇帝身边，精心编织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谎言，进而构建出了坚不可摧的信息茧房，让皇帝活在鲜花锦簇之中。

而张居正要破除这种信息茧房，培养皇帝，他的方法是：行之者一，信实而已。

任何不基于事实的讨论，都应该视为无事袖手谈心性，都应该反对。

眼下的大明朝堂并不健康，一个喜欢言利聚敛不相信律法的刑部尚书，一个更擅长礼法和国史的吏部尚书，一个总是过于激进、诸事诉诸于暴力解决的兵部尚书，一个嫂溺须援手、事急从权宜的总宪，一个刚入朝向前大宗伯请教礼法的现任礼部尚书。

比较正常的是首辅张居正、大将军戚继光、俞大猷、大司徒王国光，其余的其实都不算太正常。

可是这已经是张居正倾尽全力打造出的局面了，至少都能做事，这就足够了。

“葛总宪，要办杂报？”张居正整了好了奏疏，拿出了一本奏疏，颇为惊讶的问道。

葛守礼点头说道：“眼下有奸猾之辈托名山人，印刊书贴妖书，妖言惑众，制造风力舆论，妄左右朝纲，而朝中多有阿附等情，妄行诬诋，阳为论事，实阴以攻臣。”

“邪小人，已蒙圣断处治，我等臣下不得置之不顾，书贴其所言，有朝廷政体所关，天下治乱所系者，使忠邪混淆，是非倒植，卒致国是不定，政本动摇，非细故也。”

“故此办杂报，正本清源。”

书贴妖书，是一种政斗手段，山人，就是政治掮客，他们专门写各种以假乱真的小作文，来制造风力舆论。

张居正和高拱关系极好，张居正在万历五年回乡的时候，路过新郑，还专门拜访了一下，高拱无子，张居正见证之下，高拱过继一子在膝下，高拱死后，张居正顶着万历皇帝对高拱的厌恶，给高拱请到了官葬。

但是在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托名高拱所著《病榻遗言》一卷出现在京师的大街小巷，在这一卷中，高拱对张居正进行了全方面的诋毁，而后风力舆论高涨，最终促成了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

这种手段屡试不爽，比如两次妖书案中的《忧危竑议》和《续忧危竑议》，都是围绕着国本之争搞出的妖书书贴。

妖书，一种可冲垮明朝信誉的谣言。

“总不能朝廷挨骂不还嘴吧，这帮贱儒想说什么说什么，既然要吵架，要提供一个地方给他们吵架，我就寻思着办一个杂报，任人投稿，不具名，有些事掰开了揉碎了讨论，理越辩越明。”葛守礼开始陈述他办杂报的理由。

舆论的高地，朝廷不去占领，就会被他人占领。

最近葛守礼异常的恼火，范应期、王家屏、王崇古也都非常的恼火，关于杨博的若干谣言在民间制造风力舆论，随意编排，这个编排就包括了杨博在蓟州击退把都儿和打来孙，被渲染成为了输重贿礼送出境。

杨博在嘉靖年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是唯一被皇帝宣见的朝臣，当时除了严嵩能偶尔见到世宗皇帝之外，也只有杨博了。

这些个妖书，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所言太过于荒诞，但仍然让葛守礼很恼火。

“已有了邸报，还要办杂报，葛总宪，这是不是有些僭越了？”马自强有些奇怪的问道，邸报还不足以溯本清源吗？

葛守礼想了想说道：“邸报太过于严肃了，邸报是定性，是盖棺定论。”

“有理。”马自强点头赞同了葛守礼的想法，邸报太过于严肃，而杂报，谁都能投稿，也不署名，大家便方便在上面吵架了。

杂报半月一刊，审核也是由全晋会馆来办，这是全晋杂报，当然也可以办全楚杂报、全浙杂报、复古杂报等等，大家都可以办，到底谁有理，辩上一辩便是。

“还是不办的好，三人成众，众口铄金，日浸月润，铄金销骨。”张居正还是不赞同办杂报，有邸报就够了，杂报遍地，反而混淆视听。

“先生，朕以为没什么不能办的，先生教朕，说大禹治水，堵不如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朱翊钧觉得可以办，至于理由则是张居正讲的《召公谏厉王止谤》，这是左传上的一个故事。

按照贱儒们的史观，只有《春秋》有大伦，就连《左传春秋》都没有三纲五常的大伦，所以不读也罢。

可是张居正讲左传，而且讲的很细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出自左传。

说的是周厉王暴虐，国人多诽谤，周厉王说：国人不体谅君王的难处，设立了卫巫，专门抓诽谤议论君王的人，一时间国人便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的，言路彻底闭塞断绝，后来，召穆公就对周厉王说：治理风力舆论，国人之口，比治水还要难，一旦水壅塞溃坝而多伤人。

治水要因势利导，治民也要让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