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七点过，杨景行就在电话里跟女朋友道晚安了。何沛媛晚饭都还没吃完，而且陪妈妈和大姨表妹逛了一天街累坏了不想跟杨景行啰嗦。李迪雅倒是姐夫姐夫叫得亲热，被小姨批评却得到亲妈的声援。

柯蒂斯的接待员今天聪明了，穿了件大衣到酒店接人，不然早上八点的寒风更够他受的。接待员歉意说明柯蒂斯这边情况有变，希望杨先生能多安排一场会面，是希拉里科尔的导师著名小提琴教授库什尼尔提出来的。

库什尼尔如今已经是七十高龄了吧，曾经还当过柯蒂斯的院长好几年，虽然名师培养出高徒若干，但希拉里科尔应该是迄今最火的。库什尼尔很可能是听说了杨景行对她爱徒的评头论足要理论理论，不过杨主任不带怕的，见就见吧。

双方都准时，八点半在前台握手见面，可是柯蒂斯比昨天更过分，只有院长一个人出来，也没带个助理或者秘书，就连接待员也转头就不见了，这让尤老师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柯蒂斯的院长卢梭刚上任两三年，应该五十岁不到，他曾经在费城交响乐团干了近十来年的大提琴首席，后来自立门户当了几年独奏家也混得不错，虽然比不得秦蒙礼和希拉里科尔这种大明星，但也能勉强并列陈群冠这种级别。如今更不得了，柯蒂斯院长这名头说出来就唬人，演奏会的水准肯定不容置疑票房更没得说。而且卢梭作为院长也没让董事会失望，可以说很善于外交，尤其在名气实力扩张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虽然学校没扩招，但对拉赞助肯定很有帮助。

杨景行跟卢梭亲切友好地交谈了一个钟头，比预定的时间超出一刻多钟，然而两个人并没探讨高雅艺术，聊的基本全是教育和是生意。杨景行清楚地知道自零七零八年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各大乐团过的都是紧巴巴的日子，柯蒂斯这两年在世界各国举办大师班之类的活动虽然看起来业务挺忙，但人气和收入恐怕都不是很乐观，而中国的音乐教育市场这几年则在迅速增长，并且这种增长还只是行业的阶段。

卢梭毕竟是个院长，虽然没去过中国但是也能直言不讳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不是培养从业者，这个国家已成长出很多了不起的音乐家。中国最欠缺的是听众，中国的从业者应该着重去培养听众。在卢梭看来培养听众可比培养音乐家的难度大多了，至少要五十年的大力投入才能初步见成效。

杨景行也不客气地指出卢梭先生显然太不了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为愿意为之付出的其他民族难以想象的辛勤和毅力，而这个美好生活绝不仅仅停留在金钱物质方面，尤其是对二十一世纪出生的人而言。

卢梭虽然没特别关注过但是也有感受的，甚至就局限在柯蒂斯而言中国学生也明显地更渴望成功成名，他们都有十分强烈的竞争意识，可恰恰就是这种过分而又局限的竞争意识让这些学生在柯蒂斯倡导强调的全面发展上遭受了局限，比如对人文课程的忽视。

杨主任承认了己方目前面临的一些初始阶段的局限，但也跟卢院长分析展望了严肃音乐文化未来在中国的发展会必然不同于欧美这种传统模式，因为那是一片极其肥沃广阔的文化土壤，虽然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荒废，但是等到了风调雨顺的年代，稍加耕耘灌溉之后那前面几千年扎下的深厚的而且从未断折根基必然会让大地焕发新生，西方音乐在这片土地上也将不仅仅是被模仿移植或者消费。

卢梭也越来越直白：“我想知道在杨先生的美好期待中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以及应该这样做的充分理由？”

杨景行几乎翘起二郎腿：“正如卢梭先生所说，对音乐我们都有责任，我想你对这个责任的内容认识要比我宽广的得多。当然跟职责密不可分的还有成就和荣誉，取决于我们履行了多大的职责。很多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会认为卢梭先生更加值得尊重，因为你的开明和贡献，我对你尊重将是长久的而不仅仅是今天。”

卢梭点头：“是的，责任……”

杨景行跟柯蒂斯钢琴系的会面晚了几分钟，好在有卢梭送他到格拉夫曼这边并帮忙解释了一下，虽然卢梭并没资格要格拉夫曼给面子。

钢琴系也没给杨主任什么面子，除了格拉夫曼就还有一个台湾出生的老师。台湾人将近四十岁，曾经也是格拉夫曼的天才学生，如果不是命运开玩笑生了一场大病导致肌肉出问题他现在可能也是陈群冠这样的人物，好在留校任教也很受好评，而且十分坚强地又能开一些小型演奏会并且获赞别具一格。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杨景行跟格拉夫曼已经有过一些渊源，格拉夫曼才的学生对杨景行的钢琴奏鸣曲进行过商业演出，他的以色列钢琴家好友还去过浦音并跟杨景行结下了些友谊。不过格拉夫曼这个看起来和蔼可亲的老头并不跟年轻人扯渊源，急不可耐地进入老熟人状态后就翻出《友谊变奏曲》的谱子开始没有顾忌地说长道短，指着那些密集得几乎印刷困难的音符认为这里奇怪那里反常，这里让人疑惑那里又不明所以，就快用上贬义词了。

姜是老的辣，格拉夫曼根本不给杨主任展开亲切友好交谈的机会，直接就指钢琴：“坐，请坐！”比李迎珍的语气是客气一些，但是现如今古典乐团也没几个人能这么指使杨主任了。

杨景行慢吞吞的：“这架琴一定有辉煌的历史。”

“三十年了。”格拉夫曼说着自己先在对面的钢琴前坐下了：“需要另一份谱子吗？”

杨景行摇头：“我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