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同志不为所动，继续追问：“那为什么之前你对我们说了谎？”

孙二柱连忙解释道：“哎呀，公安同志，我当时真的是太紧张了，脑子一片混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请您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话！”

公安同志沉默片刻后问道：“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孙二柱想了想，觉得自己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应该没有遗漏的地方，于是他摇了摇头说道：“公安同志，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这时，眼看着公安同志站起身准备离开审讯室，孙二柱开始着急起来。他心想，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他可能就要面临牢狱之灾了。

他焦急地喊道：“公安同志，什么时候把我放了啊！我家中还有个老娘呢！你们把我抓过来，她自己在家肯定是吓坏了。”

公安同志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孙二柱，然后平静地回答道：

“等调查结束，确认你与案件无关后，自然会让你回家。在此期间，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说完，他们便离开了审讯室。留下孙二柱一个人在那里，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公安同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啊！你们必须把我放出去才行！我和周知青的确是在谈恋爱呢，我绝对没有撒谎，我是被冤枉的呀，求求你们快放我走吧……”

李名利这边的审讯过程则相对轻松一些，公安同志们稍微吓唬了他几句，他便将与孙二柱共同商议的所有计划全盘托出。

周乐瑶、白兰溪以及一同前来的两位男知青都留在警局做了详细的笔录。

而知青办得知此事后，也立刻派遣专人赶来了解具体情况。

毕竟，知青们在下乡期间遭受当地居民的排斥和陷害并非罕见之事。

他们来到农村不仅要承受艰苦的体力劳动，还要面对精神上的压力。尤其是对于女知青来说，她们面临着更多的困境和磨难，除了身体上的疲惫外，还可能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

最后村支书带着几个知青回去了，李德立跟孙二柱被留在了公安局，两个人的家人也在公安局外头一直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