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义阐释上，也出现了用汉语讲解伊斯兰教义的情况，这使得伊斯兰教在华夏的传播更加适应华夏社会环境。

明朝时期，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许多穆斯林在明朝为官，如着名的航海家郑和，他是穆斯林出身，但是他却信仰佛教与道教。

其下西洋的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展示了穆斯林在华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清朝前期，清政府对伊斯兰教也比较尊重，同时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华夏的发展更加深入地与华夏传统文化相结合。出现了许多用汉语撰写的伊斯兰教经典着作，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典礼》等。

这些着作采用儒家的概念和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义，使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华夏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相互交融。

特别是经过明清着名的回儒“四子”：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的教义阐释，华夏穆斯林适应了政主教辅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华夏皇帝的政治认同，与儒家文化的自觉融合，“伊儒会通”遂发生形成。

伊斯兰教华夏化有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的“华夏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和融通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

在宗教建筑方面，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更加华夏化，除了保留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功能和部分阿拉伯建筑装饰元素外，整体布局和建筑结构与华夏传统建筑相似。

如乌鲁木齐最大的清真寺——陕西大寺，就是典型的中原建构形式，深刻体现了“伊儒会通”的建筑风格。

明清时期，华夏伊斯兰教出现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教派和门宦。这些教派和门宦在教义理解、宗教仪式等方面既有伊斯兰教的传统特点，又结合了华夏的社会实际情况。

近代以来，华夏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如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的政治运动等。

伊斯兰教界积极应对这些变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他们倡导兴办新式教育，既教授伊斯兰教知识，也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在抗日战争等时期，华夏穆斯林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宣传抗日思想，捐款捐物支持抗战。

这种爱国爱教的传统在新华夏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发扬。新华夏成立后，华夏伊斯兰教界积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与国家建设。在宗教制度改革方面，废除了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使伊斯兰教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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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政府讨论宗教华夏化的历史进程，不是为了让其他国家同华夏一样，而是让他们从华夏的宗教本土化之中吸取经验，来解决自己国家内的宗教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