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食货七》 [76]
唐代宗广德二年
（764年）
-
《唐会要·卷八十四》 [77]
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年）
-
《唐会要·卷八十四》 [78]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
（820年）
《旧唐书·本纪第十六》 [79]
唐文宗开成四年
（839年）
-
《唐会要·卷八十四》 [80]
唐武宗会昌五年
（844年）
-
《新唐书·卷五十二》 [81]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现于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间（754年－755年），因学者考虑到佃农、隐户、奴仆、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而对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 [61]。唐朝史学家杜佑认为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1300至1400万户；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总人口数约为6300万 [63]；施建中认为，天宝年间唐朝总人口约有6000至7000万人 [195]；冻国栋认为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户数大约为1430至1540万户，对应人口7475至8050万人 [62]；王育民认为天宝年间的人口峰值约为8050万 [4]；葛剑雄认为天宝十四载（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约在8000至9000万之间；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人；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约有2000万户，人口总数达1.4亿人 [60]。
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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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本，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缴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自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的佃户。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导致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无法继续下去。 [197]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将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 [133]。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 [134]
农业
唐朝前期
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中央有水部郎中、都水监，地方也有专门的官员；国家还制定“水部式”，作为专门的水利管理法规。唐代的水利工程70%兴筑于前期：武德年间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渠，自龙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之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受益地达6000余顷。贞观年间江都（今江苏扬州）境内修雷塘及新筑勾城塘，可引渠溉田800顷。武则天执政时在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东北所开的窦公渠，曲折30里，受益之田亦为数可观。唐玄宗统治时在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三河（今河北三河东）、彭山（今属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兴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数千亩。 [52]
曲辕犁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农民不仅用传统的辘转和桔棒汲水，而且制成水车、筒车，用以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还使用立井水车溉田。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各地发现的牛耕图，唐代前期已经把过去使用的直辕犁改造成曲辕犁，这种新式犁使用起来便于转弯。 [211]
耕作技术的进步与灌溉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211]。到天宝年间，唐朝的达到850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13文，青州、齐州每斗仅5文。 [52]
中晚唐以后
中晚唐以后，北方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口不断南流。由于人口南迁，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如句容复置的废塘绛岩湖，洪州、常州、湖州、明州及越州等地也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因而经济成就远比北方显着（参见词条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132-133]。 [52] [220]
元·赵原《陆羽烹茶图》（局部），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时，水稻种植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已采用插秧移植的技术。随着稻麦复种制的开始推广，亩产量有明显的提高。而植茶的发展对南方经济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名茶达二十余种之多，遍产于长江上下游很多州县及福建等地。江淮、祁门等地经背茶业的人很多。私营茶园或雇农民采摘，或出佃收茶租。官茶园则征发茶农从事生产。唐代后期茶叶不但贩运于全国各地，而且也是输往少数族地区和国外的主要商品。 [220]制茶业的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繁盛。唐中后期的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精于茶道，着有世界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将普通茶事升华为一种文化，饮茶之风广泛流行开来。陆羽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 [144] [175]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较前代有很大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 [42]
经营形态
唐代主要商业都会及手工业分布示意图 [145]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私营和家庭三种形态：
1.
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分属于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三个部门。盛唐时期仅少府监使用的轮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二万人，属将作监役使的轮番服役的工匠亦达一万五千人。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设有冶监，专门掌管矿冶事业。官府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有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为主。工匠、番户、杂户每年到官营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个月，有的轮流服役两个半月或三个月，服役者自备口粮。有的工匠长期留用，称作“长上匠”，官府另给报酬。有的官营作坊则部分地和雇劳力，每日给酬绢三尺，被雇者称“和雇匠”，有的称“明资巧儿”或“巧儿”。各种劳动者都对官府有人身依附关系。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军队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斗争的不断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加，人身依附趋向缓和。 [211]
小主，
2.
私营手工业作坊均从事商品生产，业主或主人均有技艺，称师、长老或都料，他们除依靠家庭成员劳动外，也雇用有技艺的工匠。个别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但一般的作坊规模都很小，仍从事个体经营。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种工匠，有很多就是私营作坊的劳动者。 [211]
3.
男耕女织的个体农户也生产手工业品，主要是丝、麻织物。虽然这种家庭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仅处于副业地位，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所以此类产品的总和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民的手工业产品除供自己消费外，也用于缴纳课调，只有一小部分当作商品出卖。 [211]
生产技术的进步
主词条：唐代瓷器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 [211]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二道稍逊。上等丝织品称绫、罗；绢和絁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列第二等。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 [211]唐代晚期，南方种桑养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使所贡丝织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淮南、吴越、宣州等地的产品尤为名贵。
唐代陶瓷部分作品(6张)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着进步。越窑的青瓷色泽青翠，被称赞为“似冰似玉”；邢窑的白瓷“似银似雪”，质量很高。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制作精美，有“假玉器”之誉。此外，以黄、绿、青三色釉陶制作成马、骆驼、人像等的“唐三彩”，造型生动活泼，色彩鲜丽，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是这时期陶瓷生产的特色 [137]。唐三彩不仅在辽宋金元明继续发展，而且还传播到东北亚地区，衍生出“新罗三彩”“奈良三彩” [135]。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211]。晚唐以后，瓷器的造型种类比前期明显增加，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装饰手法亦有改进。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银器 [220]。
（陶瓷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136]）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270件，经鉴定可知，当时已出现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尤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 [211]
造纸业在唐代后期有长足的进展，着名产地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均盛产藤纸，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南）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发展的道路。蜀人造纸还特重染色，能制成着名的“十色笺”。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阳）善制漆器，称为“襄样”，亦为南方重要的手工艺品。 [220]
商业
唐朝商业比前朝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42]
货币
开元通宝
唐朝时，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唐初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体系，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体系。 [53] [211]
唐朝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181]
随着商业的发展，唐后期已普遍出现了供商人贮存和批发货物的邸店，以及承办商人货款的柜坊。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此外，唐后期还出现了一种信用券，称为“便换”，亦称“飞钱”。商旅只要付钱给各道设在京师的有关机构和商号，取得半联凭券，回到本道后就可以持券取款。飞钱的出现对于远途到京师做买卖的商人提供了贸易上的便利。这些都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137]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 [211]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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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
唐朝中期，由于人口增加，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十分繁荣，城市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城市数量增加，分布广泛，尤其是南方城市发展很快。西域、东北地区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次，城市人口总量有较大的增加。有研究者认为，隋唐时期城市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农业时代的一个高峰，“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再次，出现了一批大城市，甚至还有人口达百万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数量也有增多。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长安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为重要。东都洛阳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仅次于西京长安 [196]。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长安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百万，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全城布局整齐，道路宽阔，树木成荫。城中有东西两市，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区。通过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们还通过长安把百货运销到中亚、西亚等地 [137]。唐代后期，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 [220]。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30里置1驿，全国共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的驿86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以陆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陕西凤翔），东到宋州、汴州，有宽阔驿道，沿途都有客店供应商旅食宿，并出租车驴，供给商旅乘骑和运输。再由此出行、南往荆襄、北达太原，东北至范阳，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凉，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远路，不必自备行李食粮，也不用担心盗匪打劫。至于由官府设置的水陆驿馆，全国计有一千六百余所，驿馆宽大明敞，配备有驿丁，免费供应酒食住宿、还提供马匹、船只，供官吏乘坐和传递政府的文书之用。 [137]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211]
此外，水运和海上交通也很发达。沿运河交通点的许多地方发展成为繁盛的集镇，其中地处运河与长江会合点上的扬州是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商业最为繁盛，是南北百货荟聚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集散地。东与日本、朝鲜，南与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进行着大宗的贸易。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 [220]。南方的广州，更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都会，每年经常有许多外国商船来此。大历五年（770年）前后，进出口船只，高达四千余艘。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置市舶司，商船进口，要征收停泊税和收购政府所需的货物，然后才听凭与商人贸易。由于国际商人来往很多，有的且长期居留，政府特地设置“番坊”进行管理。 [137]
唐代对外贸易繁荣，交流密切。除传统的北方丝路以外，还有草原丝路、青海丝路（唐蕃古道）、西南丝路（西南夷道）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 [146]
文化
播报
编辑
主词条：唐朝文化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弘的气势，雍容的风度，昂扬向上、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而唐王朝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昌盛、国内交通的发达和中外交往的频繁，不仅给唐代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开放宽松的创造环境，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并激励人们去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 [164]
文学
诗（附词）
主词条：唐诗
唐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高峰，其中最繁盛的是诗歌。仅《全唐诗》就收有二千三百余人的近五万首诗篇，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作者众多。 [198]
唐诗的发展阶段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82]。唐初以陈子昂和“初唐四杰”等人为代表；盛唐有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而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李白的诗气魄宏大、豪迈奔放，号称“诗仙”；杜甫的诗雄浑凝练、格调严谨，其人号称“诗圣”，诗作被赞为“诗史”；中唐有“大历十才子”，之后白居易改革诗歌，采平易语言，多叙事成分，开创“元和体”，影响最大。其他着名诗人还有元稹、韩愈、孟郊、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 [198]
唐朝后期，出现了与音乐搭配、句式长短不等的“词”。词一开始就具有抒情和艳丽倾向。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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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杜甫
“诗仙”李白
白居易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韩愈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勃
骆宾王
杨炯
卢照龄
柳宗元画像，清人绘
王维彩像（清李瀛绘）
韦应物半身像，取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孟浩然
李贺
李商隐
温庭筠像，取自《古圣贤像传略》
文
唐代文学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散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表现是“古文运动”，主要发动者和参加者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反对骈文，主张改革文风和语言，以散行单句作文，贯彻“文以载道”思想。其中韩愈的散文气势豪壮、论理清晰、简洁生动，对后世影响很大。 [198]
小说
唐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型期，创作高峰在中唐。因为是文人“征异话奇”后“录而传之”，所以这种小说也称为“传奇”。唐传奇主要有三类：神怪故事、恋爱故事、侠义故事，它主要是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而发展。代表性作品有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鸿的《长恨歌传》，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 [173]。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奠定了后代小说文学发展的基础。 [198]
由于佛教流行，寺院盛行以说唱方式宣讲佛经故事乃至历史故事，其底本称“变文”，还有“讲经文”等。这一文学形式因近代敦煌文书的发现而为人所知。代表性作品有《目连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等。变文对后世民间讲唱文学有重要影响。 [174] [198]
戏剧
唐朝开始有了“戏剧”一词，唐朝的戏剧主要是“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傀儡戏”，唐朝的戏剧受到西域戏剧的影响，也吸收了古印度梵剧的营养，形成了唐朝戏剧，并且传播到朝鲜半岛、古日本等。 [223]
西域戏剧，主要是龟兹戏剧，龟兹本地乐器“筚篥”是主奏乐器，他们改良了源于西亚的“竖箜篌”和“曲项琵琶”，唐朝时期传入中土并且风行各地，远播至日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西域戏剧里常用的道具“披帛彩带、缨络花绳”也被唐朝戏剧采用。 [222]
美术
绘画
主词条：隋唐绘画
唐代的绘画艺术吸收西域“晕染法”，在各类题材上都有发展：宗教画仍然较多，有“画圣”之称的着名画家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宗教壁画三百余壁，形成“吴带当风”的独特风格；人物、动物画具有很高艺术水平，阎立本画帝王像，张萱、周昉画贵族妇女都很传神，代表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韩干画马也能曲尽精妙；山水画突破“人大于山”的局限。形成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和王维的水墨山水画，后者奠定了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基础。近代出土的大量隋唐墓室壁画是反映当时绘画水平的宝贵资料 [83] [198]。此外，韩滉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
周昉《簪花仕女图》
韩干《照夜白图》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
张萱《捣练图》（宋摹本）
韩滉《五牛图》
阎立本《步辇图》（被认为是宋朝摹本）
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卷》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绘画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106]）
壁画、雕塑
唐代壁画事业特别发达，现存敦煌壁画全部排列起来可长达25公里。以图像形式阐明一些佛经思想内容的“经变画”构图复杂、富丽堂皇。 [198]
唐代雕塑比前代更细腻生动。唐太宗陵前的石雕昭陵六骏，是闻名世界的石刻精品；龙门石窟卢舍那佛造像丰满圆润、庄严慈祥，高达17.4米，耳长即近2米；敦煌石窟存隋唐塑像近五百躯，形象柔和生动；四川乐山大佛也令人赞叹。墓葬出土的各类陶俑三彩俑与石刻画极大丰富了人们对隋唐雕刻艺术的认识。 [198]
飒露紫
青骓
拳毛騧
什伐赤
特勒骠
白蹄乌
书法
主词条：唐代书法
唐朝书法
初唐书法多学王羲之，以虞世南水平最高，其楷书字体柔圆；欧阳询吸收北方书法风格，楷书笔力严整，自成一体，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二人与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盛唐时笔意渐肥。颜真卿一扫“肥俗”之弊，笔法遒劲、方正浑厚，影响深远。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晚唐书法名家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颜柳二人的书法被称为“颜筋柳骨”，其风格影响后世，分别形成了“颜体”与“柳体”。此外怀素、张旭的草书也很有名。后世在敦煌发现的几万件经卷，多为“经生”抄录；墓葬出土的几下方墓志出自众多书手刻工。这些发现是隋唐书法水平及其普及的最好见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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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唐以前，纪传体正史多由私家修撰。从唐朝开始，朝廷设立史馆，置史官专修史书，而以宰相总监 [198]。中国“二十四史”中有八种为唐人所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都是官修；《南史》《北史》则为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所编着。这些史书虽还保存浓厚的世族家谱的形式，但对于3、4世纪之交到7世纪初约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复杂混乱的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后代研究这一段历史有了基本的线索 [180]。唐朝史官还负责修撰当代史的“国史”，曾先后递修了自唐高祖至唐肃宗一百四十余年的“国史”一百余卷。这种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各朝所效法。 [198]
杜佑《通典》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着作《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作了全面总结。他在书中强调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主张据实“直书”，反对“掩恶”和“虚美”。书中讨论了各种体裁史书的得失，以及编写史书的方法。另外，他还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这些卓见对后世史学有很大影响。唐代后期的宰相杜佑则着有《通典》200卷，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开创了政书体通史的新体裁。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从制度上总结历史中的治乱经验，以消除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弊端。杜佑认为“治道”的根本是“足衣食”，因此将《食货》作为《通典》首篇，这是很有见地的。在《通典》影响下，后世出现了《通志》《文献通考》等政书体通史系列着作。 [198]
宗教
唐代是中国儒、佛、道“三教并立”过渡至“三教合一”的时期。 [230]
道教
中国的道教奉李耳为教主，唐朝皇室亦为李姓，故从唐初起统治者就规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唐朝大多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为突出，在他执政时道教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全国道观总计1687所。当时道教有上清派、楼观派、正一派、灵宝派等，各有不少经戒符篆传世。这些派别在相互融合中推进了道教教义学说和仪轨制度的建立 [84]。当时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及张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黄白术”，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丧生，练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骗术败露而遭贬逐。有的道士讲求符策、辟谷、导引之术，并以此受到统治者的宠遇。 [231]
佛教
西行的玄奘法师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在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唐太宗时，玄奘去天竺取经，带回许多佛教经典，并译成汉文。由于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接触，所以佛教和佛学在中国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十三宗派中的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佛教心性论是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对唐宋儒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84] [180]
佛教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传影响及寺院的经济实力而言，实际上都超过了道教。在武周时期佛教倍受宠遇，甚至一度凌驾于道教之上。随着佛教的大盛，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触动唐王朝的财政利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发动了“会昌灭佛”运动。经过这次打击，佛教与寺院经济暂时有所削弱。 [231]
其他宗教
此外，袄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宗教信仰给以后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精神生活以极大影响。 [180]
乐舞
莫高窟220窟中的胡旋舞壁画 [126]
唐代舞蹈承袭隋朝，继承和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唐代舞蹈。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舞蹈活动普遍，观赏舞蹈表演成为人民艺术生活的一要，形式华丽、规模宏大的宫廷燕乐舞蹈也大量涌现。盛唐时，宫廷中设置了完善健全的太常寺、教坊，管理宫廷乐舞等事宜。唐玄宗时又从坐部伎及宫女中挑选出一大批技艺最高的乐工、舞伎，设立了梨园，专事歌舞的排练和演出。
唐代舞蹈形式丰富多彩，除中原江南人民创造的舞蹈外，还流行流行西域的“胡乐”“胡舞”。唐朝廷的“十部乐”中，有六部为西域乐；舞蹈中的“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 [127] [198]
科技
播报
编辑
唐代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科技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及印刷术等方面。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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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
唐初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李淳风所定的“麟德历”相当精密，并注释了魏晋南北朝时的《算经十书》。玄宗时，僧人一行奉诏到长安主持改定历法。他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还与梁令瓒造出黄道游仪，以观测恒星。一行临死前编成《大衍历》的草稿，逝世后经张说等整理成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历书，还曾传至日本。 [180] [198] [221]
此外，梁令瓒所造的天球仪，被视为世界机械天文钟的开端。 [198]
数学
数学方面，有李淳风等注释《算经十书》及十书中最后一部由王孝通所撰的《辑古算术》。《大衍历》在编写的过程中使用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以上这些成果在数学上都是杰出的贡献。 [221]
地理学
唐初，许敬宗编有《西域图志》。中晚唐时，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总志；贾耽首创沿革地图绘制体例，即“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所绘《海内华夷图》近10米见方，是一幅大型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以一寸折百里，在缩尺绘图学上又发展了一步。 [180] [198]
医药学
医药学方面，唐人完善了“分科”的医学教育治疗体系。号称“药王”的孙思邈所着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前人药方大成；王焘《外台秘要》对妇人、小儿立专章论述，还引进了印度眼科技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行的《新修本草》（即《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此外藏族医学经典《四部医典》也具有很高的医学水平。 [198]
印刷术
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金刚经》（局部） [144]
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得到发展，大约在中晚唐逐渐应用于印制历书、字书、术数书、佛像经咒等各方面 [198]。1953年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咒》一方；在甘肃敦煌曾发现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制的《金刚经》 [180]。二者均为已知较早的印本书籍。
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化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198]
建筑
主词条：唐朝建筑
唐朝建筑气魄宏伟，严整开朗，使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唐代皇宫大明宫即是例证。而唐代所建最巨大而复杂的木构架建筑物是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时所建的明堂。 [225]当时日本的平安京亦效仿唐长安、洛阳的城市布局、建筑风格进行设计建造。 [226-227]
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保存较完好的有山西的佛光寺 [224]、天台庵、广仁王庙、南禅寺等。 [225]
唐长安图
（以上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179]）
造船
俞大娘航船的想象图 [125]
唐朝造船业发达，有很多造船基地，能造各种大小船只。当时已能制造“轮船”，用人力踏轮车转动，使之前进，好象挂帆席一样便于航行。史籍记载，代宗、德宗之际巨商俞大娘，拥有“开巷为圃”、可载米万石的大型航船——“俞大娘航船”，操驾之工达数百人之多 [124] [220]。而唐代的海舶（如南海舶）体积更大，经常往返唐与南海各国之间，说明了唐代与南海各国贸易、文化往来的频繁 [124]。唐人李皋在隋时宇文恺制成使用轮轴转移的巨型战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巨型战舰加以改造，增加行速，坚固耐用。 [180]
军事学
孙思邈在《丹经》中谈到硫磺的“伏火”方法，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唐朝后期，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领域，出现了最初用火药制造的武器“火箭”。后来，火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整个世界文明发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108]
军事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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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词条：唐朝军制
府兵制
唐初沿袭北周至隋施行的府兵制，并在贞观年间进行整顿，规定中央十二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是管辖军府的最高军事机关，每卫各领40至60个军府。军府改称“折冲府”，由折冲都尉统领。府下以200人为团，50人为队，10人为火。府兵原则上从富户强丁中征发，21岁服役，60岁退役。服役期间免课役，但要自备衣装、武器、粮料。 [176] [199]
府兵本质上属中央禁军。除战时出征外，平时轮流到京城和边防要地宿卫，而以到京城宿卫为主。到京城后，由十二卫将军分领；出征则由朝廷另外命将统率；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无法拥兵自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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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有630余府，其中京城所在的关中有261府，20万兵力，约占全国军府的40%以上，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布局，强干弱枝、居重驭轻，有利于对全国的控制。唐初府兵地位较高，富室子弟积极从军，唐太宗又注意府兵训练，使府兵具有较强战斗力 [199]。在此基础上，有效保障了唐初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辽阔疆域的基础。 [200]
募兵制
唐朝三彩武士俑
唐高宗后期至武则天统治时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普通农户受田不足或得而复失，自备资粮成为均田农民的沉重负担；加上府兵地位下降，富室大户逃避征发，或雇人代役，致使避役、逃役严重，军府人员不足，甚至“无兵可交”。与此同时，边疆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突厥再次兴起、契丹等不断南下，吐蕃开始与唐对峙。在这种形势下，只靠亦兵亦农、定期服役、临时征发出战的府兵已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需要设置长期驻扎在边疆的军队。于是征发的府兵不得不向招募的职业兵转化。 [199]
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采纳张说建议，招募壮士13万人，充当中央宿卫军。次年又补选府兵、白丁12万人，统称“长从宿卫”（后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从各种因公迁到边疆的人家及当地客户中招募丁壮为“长征健儿”（后又称“官健”），由国家供给衣粮，充实边疆各地军镇。天宝八载（749年），命折冲府停行发兵文书，府兵制废止。募兵制使边防军强大起来，对维护边疆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将师握兵坐大的弊病，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 [199-200]
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军队多由“官健”组成。这些官健以从军为职业，父子世代为兵，是藩镇割据依靠的主要力量。中央军队由“长从宿卫”（彍骑）代替轮番宿卫京城的府兵，后以北衙禁军为主。北衙禁军中左右神策军势力最大。神策军镇守京师及西北，受中央管辖，自德宗后长期为宦官掌控；地方（边防）军队由“长征健儿”（官健）代替轮番镇防的府兵。以上变化意味着由招募制的职业兵取代了征兵制的义务兵，对后代的兵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176] [199]。此外，藩镇兵中的牙兵也给唐朝社会、政治造成很大的影响。
民族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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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对周边民族采用羁縻政策，并通过册封、和亲等多种方式，与突厥、回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上的联系 [164]。唐太宗还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 [8]。南诏、渤海等国通过派遣使臣、子弟入唐，学习唐的制度、文化，使这一时期边疆、内地各民族呈现大交融局面 [171]。
突厥与西北各族
突厥及西域各国
主词条：唐与突厥的战争
唐与东突厥之战 [183]
隋唐更替之际，东突厥常年南下袭击汉地，唐初北方割据势力纷纷联笼突厥抗唐，使东突厥成为唐初的一大边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遣李靖、李积二将分路征讨，次年降服东突厥，小可汗突利投降，大可汗颉利被俘，东突厥汗国覆亡。大量突厥人迁入唐朝，唐太宗将降众安置在灵武至幽州一带，设置羁縻府加以管辖。东突厥的灭亡与归顺震动了西突厥与西域各国，一些西域小国纷纷改投唐朝，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西突厥西抵波斯，北并疏勒，控制了丝绸之路。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攻克高昌城（新疆吐鲁番），设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平焉耆，次年（648年）平龟兹，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统管于阗、高昌、焉耆、龟兹四镇。唐高宗时期，西突厥在唐军数次打击下覆亡。西域至此成为唐朝的势力范围。 [86]
唐高宗永淳二年（682年），阿史那骨咄禄在漠北称汗，东突厥复国（史称后突厥）。后突厥连年入侵北部边疆。武则天试图通过册封、和亲的手段试图改善突厥人与契丹人的关系，但是一直未能成功。天宝三载（744年），唐与回纥联军灭亡后突厥。后突厥附唐者不少于万余帐。 [170]
薛延陀
贞观前期，唐朝为牵制东突厥，曾与北方的薛延陀结盟。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东突厥故土。薛延陀臣服于唐，却暗中在扩大自己的力量。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试图恢复东突厥，拥立俟力苾可汗阿史那思摩，以抗衡薛延陀，薛延陀与新恢复的东突厥进行多次交战。为了避免薛延陀势大，太宗派李积在贞观十五年（641年）战胜薛延陀。贞观十八年（644年），趁唐太宗征伐高丽时，薛延陀击败东突厥并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出中原。随后，高丽寻求薛延陀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与唐朝直接战斗。贞观十九年（645年），夷男死后，他的儿子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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